前  言薛元明

中西方都有墓志铭习俗的存在。相比之下，中国人看得更重，有『盖棺定论』一说。在灵魂不灭、祖先崇拜意识的支配下，慎终追远、祭祖扫墓逐渐成为一种道德规范。每个人都会面对一生归宿的全面评价，而后将生命的过程与价值浓缩后，刊于石碑之上。

从古至今，一切文体皆源于人的情感变化之结果。『墓志铭』成为一种固定的文体，始于南朝，被赋予了生命意义乃至哲学意义。刘凤君先生有言：『志石方而表示地，志盖覆斗形表示天，「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」，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。』墓志铭三字各有含义。墓即幕，任何人登上舞台表演，都有谢幕之时，最终入土为安。明代徐师曾《文体明辨序说》中说：『按志者，记也；铭者，名也。』志有『记述』之意，以散文来记述死者的姓名、字号、籍贯、官级、功德等。『铭』是用韵文概括志文，进而对死者致以悼念、安慰、褒扬，委婉抒情。『夫碑志者，纪其德行，旌乎功业』，把死者在世时的持家、德行、学问、技艺、政绩、功业等，浓缩为一份个人档案，实现树碑颂德，褒扬个人功绩，表其门闾，虚相称美的目的。每一块墓志，寄托了一个灵魂。人的生死观是发展变迁的，从对死亡的恐惧到对死者的追忆，与其说是一种为死者所选择的方式，毋宁说是一种生者的精神寄托方式。墓志是生者对死者的祭祀和怀念，寄予了对生命的渴望和未来的期许，心灵往往是敏感而热烈的。千载之下，仍然能够读到。

公元四三九年是北魏王朝标志性的一年。北魏消灭北凉，完成黄河流域的统一，『南北朝』中的北朝从此开始。留存后世的碑版、造像、摩崖、墓志、写经，数量之大，成就之高，任何时代难以相颉颃。康有为在《广艺舟双楫》写道：『北碑莫盛于魏，莫备于魏。』魏碑包括碑刻、墓志、造像、摩崖等。这其中，墓志制作成为自北朝以来，上层阶级普遍关注的文化活动，藉此可以了解当时的文化意识、文化心态，提供了非常多且极其重要的史料，同时也是个人自我期许的评价参照系。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，实现有效的传播，俾传后世。概而言之，墓志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学性、史料性、书写性、社会性等诸多方面。书法作为工具，无意识地包含在其中。书刻者大多是无名氏，不但反映了生活的真实，也反映了思想、情感的真实。因为无功利心，能够虔诚地表达，没有规范和程式的束缚。加上去古末远，故而面目繁多，风貌不一。在墓志系列当中，元氏皇家和王公贵族、将军大臣的墓志，具有独特的意义。因为身份的尊贵，在选石、书丹、镌刻等方面与众不同。书风或平正，或温润，或典雅，或秀逸，或恣肆，呈现出多元风范。

魏碑的出现乃至兴盛，既有外部环境原因，也有文字和书体演进的内在原因。北魏迁都洛阳以后，尚武之风渐衰，转而崇儒，魏孝文帝更是『雅好读书，手不释卷』，推行汉化，以死葬北邙得其所归，墓志之风愈演愈烈。《书林藻鉴》谓：『北朝之书，魏为*盛，享国既永，艺业日臻，竽以孝文，好文润色金石，故其时隶楷错变，无体不备。』南北朝是文字发展演变的重要时期，隶楷错变，处于一种不成熟的初创时期，本质是中原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。拓跋文化呈现出高亢激越、豪迈奔放的格调，特定的生活环境和草原游牧的生活方式，培养出特定的民族情怀。两种不同的文化特质相互碰撞、交融，开拓出新的审美空间。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化史中审美意识的觉醒时代。宗白华说：『八王之乱、五胡乱华、南北朝分裂，酿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，旧礼教的总崩溃、思想和信仰的自由、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，……这是强烈、矛盾、热情、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。』在分崩离析的特殊时代，决定了书法的多种类型，魏晋风度的绝世之美和牛鬼蛇神的异端怪相并存。有两类书法形式达到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度，一类是手札，写尽了人世沧桑变故，一类是墓志，涉及所有人，上至皇帝贵族，下至黎民百姓。手札和墓志是生死的两极，也是人性的两极，有共通的精神实质。

长期以来，墓志深埋地下，罕有所知。伴随着金石考据的发掘，逐渐引起了关注。书法发展至明清时期，帖学风神日杳，规矩化的索然无味，『馆阁体』痼疾愈加沉重，桎梏难除。魏碑的不拘一格之美，恰恰对应了书人的脾胃，一时间成为效法对象。魏碑是一种过渡性书体，蕴含了『不成熟因子』，能够进一步加以发挥，由此成为后世书家打造个人书风的突破口。帖学记录了书写状态的一次性，魏碑具有再加工的要求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最初的面目。除工具差别之外，载体变化是主要原因。北碑为石质，帖学是纸张锦绫一类。如是，前者关注金石味，后者侧重书卷气。不过，碑帖尽管有所不同，但都应该是写出来的，而不是描出来。魏碑不拘成法，反对程序化。如果一味追求狂放，以致粗野，必然导致诸多恶习的蔓延，与魏碑所蕴藏的自然质朴、稚拙天真背道而驰。真正暗合天倪、返朴归真的临创不是故作丑态、搔首弄姿。另一方面，在用笔和结体上走向极度规范的『新魏碑』，已经是不折不扣的美术字，与传统意义上的魏碑有本质区别。在临习墓志的过程中，必须防止走向粗野化和程式化等两个极端。

北魏墓志对于近当代书法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。如果说晚清选择碑学，是基于书法本体的内在调节机制，当下的选择已是一种『自觉』，按照个人审美意识来甄别，而非仅仅是取法资源的问题，依赖书家的敏锐性。有鉴于此，书家的视野要不断开拓。通常强调要取法经典，其实不但要取法历代已存的经典，而且要发掘新的经典。通过关注新出的墓志，以自身的视角来解读，成就新的经典。魏碑在数百年的演进中，风格变化跨度极大，取法时可以尝试不同的角度，得以大显身手，各遂所愿。康有为早就说过：『凡魏碑，随取一家，皆足成体。尽合诸家，则为具美。』

出版说明

对于北魏墓志，前人往往用『千岩竞秀、万壑争流』来概括，不但品类繁多，而且保存完好，构成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。随取一家，皆足成体。不仅如此，地下层出不穷、浪翻鲸掣似地考古发现，使得更多的新资料不断奔赴书家眼前。相应地，必然存在良莠不齐的问题。如何选择范本极为重要。人的一生精力和时间很有限，进行必要的清理和选择，才能『术业有专攻』，少走弯路或不走弯路，不做或少做无用功。古人有时专注一路书风，终身不易，甚至抱紧一本帖，矢志不移，食古而化，卓然成家。临帖取法，*忌浮光掠影、浅尝辄止，朝三暮四、见异思迁，结果难以深入，只能画虎类犬、描龙成凤。

为了再现北魏墓志书风的独特风貌，给广大读者提供一套可以欣赏、临摹、借鉴的范本，本社特别推出北魏墓志放大本系列。精选《元桢墓志》（四九六年）、《元囧墓志》（五一一年）、《元诠墓志》（五一二年）、《元显俊墓志》（五一三年）、《司马昞妻孟敬训墓志》（五一四年）、《刁遵墓志》（五一七年）、《崔敬邕墓志》（五一七年）、《元珽妻穆玉容墓志》（五一九年）、《李璧墓志》（五二○年）、《司马昞墓志》（五二○年）、《司马显姿墓志》（五二一年）、《元倪墓志》（五二三年）、《高猛墓志》（五二三年）、《元怿墓志》（五二五年）、《元瑛墓志》（五二六年）、《元晔墓志》（五二七年）、《元固墓志》（五二七年）、《元暐墓志》（五二八年）、《元钦墓志》（五二八年）、《张黑女墓志》（五三一年）等二十品北魏墓志，同期出版。

北朝书法大体分为三个时期：*时期为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（四三九年）至孝文帝完成迁都洛阳（四九六年）。以兼楷兼隶的『铭石书』为主要风格，实际是三国西晋书风的延续，第二时期自四九六年至西魏文帝大统元年（五三五年），北魏彻底分裂为东西魏。近四十年的时间，是魏碑*辉煌的时期，『北邙体』大兴之时。这其中，前期刊刻意味强烈，风格相对单一，和造像极为接近，甚至如出一辙，正如包世臣所说，『具龙威虎震之规』。后期技法成熟，书写笔意浓厚，结体渐趋疏宕平整，风格多样，少了几分匠气，多了几分典雅，更多地具有了人情味。第三时期自五三五年东西魏建立，分别为北齐、北周所取代，直至隋统一（五八九年）。一方面，掀起了复古浪潮，书写中时常夹杂篆隶成分，另一方面，规范化是大势所趋，斜画紧密的结体逐渐演变成宽博散逸的面目。

所选二十品墓志，属于第二时期，风格跨度极大。如《元桢墓志》方笔峻利，《元诠墓志》舒展飘逸，《刁遵墓志》中和圆润，《穆玉容墓志》工整典雅，《李璧墓志》古拙天真，《元瑛墓志》劲拔雄浑，《张黑女墓志》精致细腻。也可以相互对比来加深印象。如《元诠墓志》、《元显俊墓志》、《司马显姿墓志》结体稍斜，而用笔逐步走向成熟。《司马昞妻孟敬训墓志》、《李璧墓志》面目不同，大抵由于刀法不同的原因。《刁遵墓志》、《崔敬邕墓志》虽属同一年，然《刁遵墓志》书风用笔凝练，结体雍容，《崔敬邕墓志》由于用刀存在粗细深浅的变化，用笔纵横使转，结体不为法度所拘，展现出特殊趣味。《元怿墓志》、《张黑女墓志》可归为同一类，用笔多侧锋，结体扁平，借鉴隶意，极富情趣。

出版所选拓片墨色均匀，字口清晰，并将图版重新剪拼，放大数倍，以便读者更准确地把握笔法与结构。图版以简化字注释，能够准确地了解志文内容，有助于读帖。另外，部分书册放置了全图，以期了解原拓的整体风貌。配备了简明扼要的用笔和结体方面的技法解析，在临摹时可以提供一定的参考。

希望此套墓志放大本系列的出版，能够为广大书法爱好者学习、研究北魏墓志书风提供更多便利。